這次上台北前匆匆忙忙的跟隨機客約了一次會面,
在聊的過程中不免提到
C 老師加重 DSA 難度造成學生反彈的事件,
還有自己在念 Master 的時候感受到的差異與感想.
當時我很直接的就跟隨機客表達了自己覺得 NTU 對學生的要求太低的看法.


隨機客說不管是他自己, 或是 C 老師 ,
幾乎所有出過國的學生. 教授都會覺得像國外這樣的教學方式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
但是這套做法就是不符合台灣的情況
.
隨機客以前在中正大學時也是給學生這麼高的要求
,
結果最一開始是學生們會反彈, 接下來會是找不到 TA ,
最後連同事們也會跳出來抗議. 因為他們自己家的學生寫作業寫到沒有在做專題了.

 

這個問題, 追根究柢也還是大學前教育的問題.
在十八歲之前
, 台灣的學生沒有甚麼選擇權, 頂多就是選要不要念生物之類的而已.
然後在十八歲那年
, 你拿到的第一個選擇題, 就是你的人生要怎麼過.

 

結果是大多數人不是對 Computer Science 有興趣, 有熱情, 才跑到資工系.
是大考中心的電腦叫他們來念
Computer Science .
他們不會像國外的大學生對這個科目從小就有接觸
, 累積了深厚的情感跟經驗.(也鮮少有這個機會) 
他們說不定很討厭電腦, 很討厭寫程式.
但是為了那紙文憑跟一份穩定的薪水, 還是勉強得念個四年, 六年.
又要怎麼要求他們去追逐國外頂尖學校. 業界的程度呢?

 

隔天跟徐教授見面的時候, 我也把跟隨機客聊到的東西跟教授提了一下. (當然也有在 Murmur 台灣的教育 )
教授則提醒了我忽略的點.
東方社有一種趨向安定(或是說和諧?)的傾向, 標準化的教育是東方人很自然會採用的制度.
而西方則是歧異化. 優勝劣敗的自由競爭.
基本上會在國外大學看到的學生, 都是競爭裡的優勝者.
你會看到他們技術純熟, 充滿熱情, 而 Dream Job 就在他們唾手可及的位置.
但是在西方在競爭中輸掉的人, 下場會比東方的人慘很多.
美國人能霸占富比士排名
, 但同時也有 3200 萬的美國人遲遲拿不到健保, 一生病就是自生自滅.
住在每天都能見到名牌跑車從討 quarter 的遊民旁呼嘯而過的景象的費城, 覺得這數字絲毫不意外.
當能出國的學生覺得自己是標準化的過程的受害者, 想要改革我們的教育的同時,
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因為這種趨向安定和諧的思維而受益.
就算他們可能薪水少, 過的不快樂.
但是至少還沒有到看不了感冒, 或是活在死亡率比駐伊拉克美軍還要高的貧民窟的美國人慘.

 

徐教授也同意現在的環境問題其實不小, 順便抱怨了一下最後有念好 CS 的學生真的少之又少.
但是他覺得把國外的做法直接移植回來
, 應該只是會水土不服.
像是
在 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學到的 Venture Capital 的運作模式,
雖然說它們確實能促進產業的革新.但是這很明顯的是一種 Destructive Innovation ,
成功的創業往往會把上一代的霸主給消滅掉.
這種做法跟長期維繫著幾家大家族企業的台灣環境大相逕庭.
要像羊一樣溫馴的台灣人突然開始玩
“Winner takes it all” 的遊戲, 最有可能的結果, 可能是冷場吧.

 

跟徐教授的對話到了最後, 我們都同意台灣跟西方一樣需要 Innovation 才能保障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但是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西方人的創新方法, 而是在東方求安定思維下可行的創新方法.
教育也是如此, 而我們早就已經見識過移植美國教育到台灣的慘況.
真正的解答
, 或許該是在不去對抗考試思維下, 想辦法把每個人儘量安放到適合的位置.

 

對於這個答案, 我回給教授一個苦笑, 說道:
要這樣解決問題, 說不定是無解呀.”

教授的回答十分的微妙:

如果證明 unsolvable 不是也是可以寫 paper 的嗎?”
這樣也大家也就不用再繼續傷神去想, 也不是件壞事.”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衷心希望某個問題是 solvable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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