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thern Wind

這次上台北前匆匆忙忙的跟隨機客約了一次會面,
在聊的過程中不免提到 C 老師加重 DSA 難度造成學生反彈的事件,
還有自己在念 Master 的時候感受到的差異與感想.
當時我很直接的就跟隨機客表達了自己覺得 NTU 對學生的要求太低的看法.

隨機客說不管是他自己, 或是 C 老師 ,
幾乎所有出過國的學生. 教授都會覺得像國外這樣的教學方式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但是這套做法就是不符合台灣的情況.
隨機客以前在中正大學時也是給學生這麼高的要求,
結果最一開始是學生們會反彈, 接下來會是找不到 TA ,
最後連同事們也會跳出來抗議. 因為他們自己家的學生寫作業寫到沒有在做專題了.

這個問題, 追根究柢也還是大學前教育的問題.
在十八歲之前, 台灣的學生沒有甚麼選擇權, 頂多就是選要不要念生物之類的而已.
然後在十八歲那年, 你拿到的第一個選擇題, 就是你的人生要怎麼過.

結果是大多數人不是對 Computer Science 有興趣, 有熱情, 才跑到資工系.
是大考中心的電腦叫他們來念 Computer Science .
他們不會像國外的大學生對這個科目從小就有接觸, 累積了深厚的情感跟經驗.(也鮮少有這個機會) 
他們說不定很討厭電腦, 很討厭寫程式.
但是為了那紙文憑跟一份穩定的薪水, 還是勉強得念個四年, 六年.
又要怎麼要求他們去追逐國外頂尖學校. 業界的程度呢?

隔天跟徐教授見面的時候, 我也把跟隨機客聊到的東西跟教授提了一下. (當然也有在 Murmur 台灣的教育 )
教授則提醒了我忽略的點.
東方社有一種趨向安定(或是說和諧?)的傾向, 標準化的教育是東方人很自然會採用的制度.
而西方則是歧異化. 優勝劣敗的自由競爭.
基本上會在國外大學看到的學生, 都是競爭裡的優勝者.
你會看到他們技術純熟, 充滿熱情, 而 Dream Job 就在他們唾手可及的位置.
但是在西方在競爭中輸掉的人, 下場會比東方的人慘很多.
美國人能霸占富比士排名, 但同時也有 3200 萬的美國人遲遲拿不到健保, 一生病就是自生自滅.
住在每天都能見到名牌跑車從討 quarter 的遊民旁呼嘯而過的景象的費城, 覺得這數字絲毫不意外.
當能出國的學生覺得自己是標準化的過程的受害者, 想要改革我們的教育的同時,
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因為這種趨向安定和諧的思維而受益.
就算他們可能薪水少, 過的不快樂.
但是至少還沒有到看不了感冒, 或是活在死亡率比駐伊拉克美軍還要高的貧民窟的美國人慘.

徐教授也同意現在的環境問題其實不小, 順便抱怨了一下最後有念好 CS 的學生真的少之又少.
但是他覺得把國外的做法直接移植回來, 應該只是會水土不服.
像是在 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學到的 Venture Capital 的運作模式,
雖然說它們確實能促進產業的革新.但是這很明顯的是一種 Destructive Innovation ,
成功的創業往往會把上一代的霸主給消滅掉.
這種做法跟長期維繫著幾家大家族企業的台灣環境大相逕庭.
要像羊一樣溫馴的台灣人突然開始玩 “Winner takes it all” 的遊戲, 最有可能的結果, 可能是冷場吧.

跟徐教授的對話到了最後, 我們都同意台灣跟西方一樣需要 Innovation 才能保障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但是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西方人的創新方法, 而是在東方求安定思維下可行的創新方法.
教育也是如此, 而我們早就已經見識過移植美國教育到台灣的慘況.
真正的解答, 或許該是在不去對抗考試思維下, 想辦法把每個人儘量安放到適合的位置.

對於這個答案, 我回給教授一個苦笑, 說道:
“要這樣解決問題, 說不定是無解呀.”

教授的回答十分的微妙:

“如果證明 unsolvable 不是也是可以寫 paper 的嗎?”
“這樣也大家也就不用再繼續傷神去想, 也不是件壞事.”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衷心希望某個問題是 solvable 吧...